我国古书的情况十分复杂，除文本存在各种讹误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伪书、伪作。所谓伪书、伪作，就是书籍及诗文作品产生的年代或作者是假的。伪书、伪作不是无有价值，而是要将其作为研究所产生的年代和真正作者的资料去使用。文献学中的辨伪学，就是要搞清楚那些伪书、伪作的真正作者和产生的准确年代。因此，国学研究者尚需有辨伪的意识与功力。即便是“真书”，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使用时也必须首先下一番考辨的功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国学大师，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等，无一例外，在文献学方面都有着十分深厚的造诣，在文献整理与文献学理论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较为普遍地欠缺文献学功底呢？原因十分复杂。首先，与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学者相比，治学环境与治学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治学讲究基础和功底，小学与文献学是一切治国学者的基本功，他们每天接触、阅读的均是真正的古书或其他古代文献，甚至不用刻意追求，水到渠成，对以版本、目录、校勘为核心内容的文献学便了然于心。而解放后，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新培养出来的博士，没见过线装书、不读繁体、竖排书籍者不在少数。第二，解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学习前苏联，系科划分得很细，大多数高校删去了作为治学基础的文献学类课程，使多数学者失去了系统学习这类课程的机会。如果说这些学者耳濡目染，还能从老一辈那里得知文献学的重要，而由这些专家培养出来的硕士生、博士生，则可能更“专”，文献学根底更薄，文献学的意识更淡；时至今日，这些硕士生、博士生又已成为硕导、博导，又开始培养硕士、博士，这犹如近亲结婚，其后代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第三，现在的教育制度规定，除毕业论文外，硕士须在省级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博士须在核心或国家权威刊物上发表数篇论文，再加上政治、外语考试必须过关，本专业的典籍都无暇阅读，遑论学习文献学？这些博士毕业后，如果在高校和研究所从事学术工作，要为评职称、上博导凑论文、编书，又要为自己和所在单位跑项目、跑奖项、跑重点学科、跑学位点等等，难得清静，何况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是重数量，很少有人顾及质量，谁还有心打文献学这个基础？第四，文献学虽然重要，但很吃功夫，既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付出多，见效慢，在文、史、哲各学科中，文献学博士、硕士的招生最为冷落，有的虽为文献学博士，其毕业论文与文献学无任何关联，博士毕业，竟不知何谓文献、何谓文献学，笔者所在单位，欲招聘古典文献学博士，竟因此而连年未果。连本专业的人都不学，何况攻读其他专业者？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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