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古代避讳学看。李世民的名是两个字（二名），比较特殊。在《全唐文》的《二名不偏讳令》（卷四）：“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讳。”太宗时的中央机构“民”部和大臣李“世”绩就是佐证；高宗时曾就编写《佛顶最胜陀罗尼经》的“世尊”和“世界”的避讳，指示“既是圣言，不须避讳。”所以仍可用“观世音”。有趣的是，僧人法名却要避讳，如《唐京师西明寺道世传》中的道世“名避太宗庙讳”。

    3、从古代简称学看。我国历史上就有“秦人好简”的习俗，所以形成了我国趣味横生的简称学。我们常见的是简称如《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三国演义》里的“亮”。其实还有一种割裂式的简称，即把复姓简称为单性：如南北朝北周《庾子山集注》“葛亮有深入之兵”（诸葛亮）、江淹的《泣赋》“马边废史”（司马边）、唐朝的《艺文类聚》“方朔之赐，遽降洪恩”（东方朔）。受此启发，若将“观世音”简称，考虑到意译，只能简称中间的“世”字方不失本意。

    其实，上述我国古代的翻译学、避讳学和简称学都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但确实很难纳入到目前的学科体系里，令人惋惜感叹。这使我们联想到，在谈到古典学的重要性时，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有一段诚恳的见道之论：“事实上，西方为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古典学’等学科专业”“而学科制度全盘西化的中国，却不能为自己的传统文化留下了一个法定的学科专业”（中华读书报国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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