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斗争的超一流高手。他的历史情怀中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属于理所当然，不必遮掩。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题材和思路如何化为诗词，却是一个应该认真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切忌火气外泄，词锋浮露，一览无余，否则便会破坏诗歌应有的滋味。写诗应该把论说转化为想象，为意兴，为情怀。比如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何尝不涉及阶级斗争？杨开慧、柳直荀都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烈士。但是词里并不直说，而是别开生面地改造了古代“游仙诗”的形式，注入崭新的趣味，把烈士的忠魂送达天上广寒宫。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之后，既有吴刚的桂花酒可饮，又有嫦娥的广袖舞可赏，神思纵横，诗情动人。
阶级斗争史观在毛泽东1960年代的诗词中，进一步强化，对其诗情诗味带来日益明显的制约和冲击。作于1961年冬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说:“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中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喻为妖雾、鬼蜮和白骨精。又批评郭沫若原诗“千刀当剐唐僧肉”，认为改为“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在诗歌中如此隐喻统一战线政策，算得是恰到好处，可见他的语言运用到何等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作为诗则不宜有过多的议论，应该有更多的人类情怀和意象神采。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关系和总体过程，它当然包括阶级斗争，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尤其突现为阶级斗争。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不应该把全部的历史活动等同于阶级斗争，而应该以更丰富的思维把握历史的存在形态和真实进程。写于1964年春的《贺新郎·读史》，在115字的篇幅中，以巨大的魄力试图对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把握。“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诗词滋味的醇厚，与历史情怀的醇厚关系至深。毛泽东后期的历史观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比如1959年6月写的《七律·到韶山》，中间两联说:“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果能够将历史情怀的关注重心，转向以人为本，转向人民史观，那是有助于诗词滋味日益醇厚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