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已完成的电子汉文史数据库资料的基本构筑方式来说，就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既不像清人编纂《全唐诗》、《全唐文》断代史料那样存在重复混乱，有许多跨朝代、越文体的纷争和遗漏等问题；也没有采用《十三经》用后人海量注疏笺证，淹没经典文本的传统方法；甚至摒弃《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分目编排的方式。而以作者为中心，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使作品回归作者，从而使古文献资料的整理编辑和数字化迈上合理、科学的台阶，也可以说是首创了汉文化资料系统化的新格局。于此同时，又特别注重对前人成果的甄别。比如《易经》经过了多人的注释解析，有的甚至已经违背了原书的旨意，从而引起了“解意”的对立和纷争，这显然与《易经》本身无关。为此他们充分利用电子化的优势，采取经典与注释合而分、分而合的慎重措施。

    一个实例是田奕最近完成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自从东汉桑钦撰写《水经》，而北魏郦道元“考校诸书，以具闻见，今略辑综川流注沿之绪，虽今古异容，本其流俗，粗陈所由”，加以注解成为《水经注》，历来被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者奉为瑰宝。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晚年胡适曾穷二十年心力，撰述200万字考证《水经注》。其缘起也是因为撰写《四库全书》的史官戴震没有看到浙江采进之民间刊刻的赵一清《水经注》校本，故而有殿本《水经注》“袭赵”之说。民国初年又经王国维、孟森等人推波助澜，于是“抄袭说”几成定谳。而胡适考证则认为此案原系清学内部“汉宋之争”，以汉学的考据训诂，纠正宋学空疏淹博而致。有学人甚至以为这里面牵动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整理国故与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等人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所以为戴震辩诬翻案。实以此支持他一生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但是争论双方都没有真正看到《永乐大典》收存的《水经注》全部原本。幸有张元济先生有心，将分落两处的大典本裒集影印出来。

    田奕遵照钱先生早年指示精神，以选择底本为突破口，2005年开始利用自己创建的扫叶公司的古典数字文献馆。轻松地将大典本和目前通行的杨守敬著《水经注疏》（1999年江苏新印本）在电脑中字字对应比较，清晰准确到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笔画。结果就摆在面前，结论丝毫不用添油加醋，最终也就有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出版。得出的结论令人吃惊：仅说《水经》本文被通行本认刻到《水经注》中的就有513条，5775个字，几乎占《水经》原文的一半。如果把通行本不符合大典底本的差错全部加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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