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评价鲁迅时，曾说过：“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年过九十的曾彦修（笔名严秀）先生，以杂文家、出版家名世，也是“无心作诗人”，但正如清初学者赵翼诗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曾老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列名“五七登科录”，从人民出版社社长、行政八级的高位上，贬入另类，戴上“阿五头”帽子，赶到上海编《辞海》，“文革”时，虽已脱“帽”，但毕竟还是“摘帽右派”，仍非齐民，在“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是水管理员，连年管理稻田里的水：灌与排，不分昼夜。他一人独处，面对白云蓝天、淙淙流水、电闪雷鸣、茫茫黑夜，不时浮想联翩，吟出竹枝词——实际上也就是打油诗，吐心曲，忧天下，舒愤懑。“四人帮”粉碎后，曾老官复原位，回忆当年诗作，还能记起几十首，此后又续有所作，经过整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京沪竹枝词》。蒙曾老厚爱，赠我一册，当晚灯下即讽诵一遍。我不敢说这些诗像鲁迅那样“偶有所作，每臻绝唱”。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巨匠，鲁迅的诗后人难以企及。但是，曾老的诗，同样当得起“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

　　古往今来，优秀诗人的笔端，无不承载着艰难世事，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从而具有以诗证史的价值。写于1970年的《抬沙一月不通名》：“勤勤建猪舍，抬沙万把斤。竹杠两边客，自始未通名。”曾老注曰：为建干校猪舍，他奉命抬沙子、碎石、水泥包等。与其共抬料者，“前后约一月，彼此未通姓氏，以减少麻烦。”可见当时的红色恐怖，使人噤若寒蝉。后来他“听说此君姓金，是一文史专家云”。我想，这定是金性尧先生无疑，惜已谢世多年。写于1971年的《半夜犁田记趣》，同样很值得一读：“半夜起犁田，耿庸刚出监。我争先上耙，一鞭滚下来。”他的注，值得回味，节抄如下：

　　我单位造反派激烈分子，于1966年秋“文革”开始不久后，把刚出狱几个月的“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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