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连在北大一校之内改入学考卷为白话这等小事都做不到，又藉何种神秘法力在全国“闹出”白话文的局面？没有北京政府的发动、动员、领导、组织、立法和强制执行，文学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要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至少就得整合国民教育体系，而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这种行政资源。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令不出都”，唯独在教育领域基本做到令行禁止。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实际将其历史意义置于辛亥革命之上。这颇有见地。但其意义越大，他就越不想将其归功于这个政府，于是将这场革命的几个参与者升格为领导者，而把真正的领导者套上“反革命”戏装以便到他的文学革命史中跑一回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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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适文学革命史使文学革命真相沉沦时，黎锦熙试图抢救它。1927年文化书社将胡适讲义《国语文学史》付印，黎为其作序，说1920年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第二件，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这也和历代功令规定取士文体的旨趣大不相同，这是把那从二千一百年前汉武、公孙弘辈直到现在的‘文体复古’的政策打倒，而实行‘文学革命’的，二千一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文体从不敢有这样彻底的改革，从不敢把语文分歧的两条道路合并为一。”
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却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语文基础。但胡适对他人私印其讲义不满——实是对黎序不满，它提供的文学革命史足以颠覆他的文学革命史。次年他出版《国语文学史》的修改版《白话文学史》，去掉黎序，添写“引子”，再次将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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