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系1919年五四之后为千夫所指。党争造成的舆论声势变成一种道德压力，使与之有过瓜葛的人或保持沉默，或以比谁都激烈的口吻谴责它，而指控他人与安福系有染更是毁人名节的捷径。当时上海的报纸就说胡适两位弟子为安福系收买，胡适驳道：“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其时他本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正供职于“安福系的走狗”傅岳棻手下，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兼差。

    因安福系力保，傅岳棻得以在1919年6月后执掌教育部，而他在北京高校“驱傅风潮”（倒安福系运动在教育界的延伸）中仍能保住此位，也全靠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庇护。在安福系陷入四面楚歌的1920年1月，他以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一连签署几道命令，将全国小学的文言一律改为白话。这标志着自国语研究会成立以来北京政府启动的文学革命获得成功。7月，段祺瑞辞职，安福系被查缉，傅岳棻也随即被新政府解职，但他所签命令却为新政府所执行，其当政者亦为北方势力。

    命令甫下，胡适就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并为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专制措施辩护，说“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的一桩大改革”，乃错谬之论。其实他本人也不主张“专制的手段”，1918年5月他在答复盛兆熊建议他们利用在北大的权势一律改北大入学考卷为白话时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实行文学改良”。他是被激进得近乎鲁莽的政府带着往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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