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唐德刚这番评价实际出自胡适。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前一句是事实，但不能逻辑地证明后一句。这些文学革命史写作的高度相似性来自其同源性——同源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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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的历史观有一弱点：迷信文章的力量，仿佛文章一出，天下就将改变颜色。其文学革命史也就相应成了“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内容摘编。这一点早见于1912年他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此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不出一月，他读到一本私人日记，又将“第一大功臣”转赐他人：“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英雄朱芾煌也。”

    这一弱点因其“好名”心理而加重。他发明了一种“欧洲各国国语史”，然后照此将自己写成中国的但丁，但犹觉不足，还要把自己写成面对“枪杆子”而无惧色的英雄，于是就把“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改为“反动角色”。这已是作伪了。他似乎有作伪之习，如冒充博士，冒充“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后人。这种习惯会波及其历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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