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后来为抢夺“发难者”地位，不惜将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南北势力的博弈——中抽离出来，置于“国外”，是“‘偶然’在国外发难”然后经由其《文学改良刍议》输入国内的。但“国外”的小讨论只是清末以来国内一直展开的大讨论的回响。1916年夏秋，一直是国内来的报纸的贪婪读者的胡适肯定已读到教育部一班人鼓吹“必用白话文体”的文章及《征求会员书》，证据是这年秋天他从纽约向北京的国语研究会寄出了一张申请入会的明信片，而其《文学改良刍议》也写于此时。

    国语研究会成立次月，蔡元培就接到教育部聘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文，上任次月，又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把“国语统一”列为“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自然会以此考虑北大校长人选（蔡在清末编过白话报）。蔡元培立即为北大征召了一支摇唇鼓舌的文学革命军，以策应政府的文学革命。在政府统一部署下，一支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县乡学校的文学革命大军已然形成（其骨干由教育部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通俗教育会、教育会联合会、国语研习班等机构及其在各省区的分支组成），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反对者因缺少一个可凝聚全国反对力量并拥有行政权力的机构而形同散沙，其失败是肯定的。对此，林纾早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就有暗示：“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与拿着官俸、频繁出入教育部的北大文学革命派不同，其反对者要么疏远于这个政府（如林纾），要么见斥于它（如严复），要么与南方势力关系密切（如学衡派）。1916年6月当段祺瑞登门聘林纾为政府顾问时，遭到拒绝，林氏后来说：“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他在致蔡元培公开信中也强调两人效忠对象不同：“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他没料到，在胡适的文学革命史中，他反倒成了与民国政府勾结的人，这倒令这位忠心耿耿的清处士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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