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为自己参与的一个事件撰史时，会少一点主观性。与证据大多湮灭的古史不同，文学革命乃当代事件，文献档案犹存，甚至不劳他各处查找，去趟黎锦熙家就行了（他保存着文学革命几乎所有相关史料乃至胡适1916年秋从纽约寄出的一张明信片）。

    但他只求诸己。1922年2月6日日记：“开始做《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文。此文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平常收集的材料也不多。”但这不能阻止这位主张“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的考据家即刻下笔，笔走如飞。他并非整天写作，还得上课、应酬等。3月1日进入第10节“文学革命的历史”写作，两天后完成，所用史料均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卷《新青年》等。既然胡适的动机是把“文学革命的历史”写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历史，这些材料就够用了，因为想象力可以弥补余下的一切。他先有了一个“理”，再以其文学革命史证明此“理”。此“理”见于1918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或者：“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他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所得结论。

    他并没研究过欧洲各国国语史，只读过英国学者薛谢儿的《文艺复兴》，但读得草率，连“national language”（民族语）都误解成了“国语”，所以他才说但丁为意大利“造了国语”，而原书是说但丁以民族语写作提升了民族语的声望。其时意大利尚未有国，何来国语？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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