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本想以经济史填充胡适文学革命史的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如在江南地区——这种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非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白话与一大帮竞争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白话文局面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为中央政府整合全国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使其有可能以强制方式向全国推行白话文。

    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1932年后，两人境遇发生巨大变化：胡适已转向南京政府，而陈独秀则因散布包括“经济史观”在内的“危险思想”而被囚于南京监狱。胡适写道：“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然后，他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功劳分了一点给“革命的先烈”：“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到1957年，他又剥夺了“革命的先烈”的功劳，指责国民党因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既然他说从晚清政府中经民国北京政府一直到民国南京政府的历届中国政府都阻扰白话文运动，那就强化了白话文运动的非官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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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胡适对“革命的先烈”的指控是有根据的：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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