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不是他作伪，而是其“伪史”一直被当信史供奉。五四之后，一切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抢得一点道德资源的政党及人物都必须与五四前后控制北京政府的那个军人政客集团（安福系）划清政治的和历史的界线。哪怕1919年底徐树铮以一旅之师收复了因沙俄策动而独立的外蒙的主权，也仍被各种动机的反对势力骂为卖国贼，以致孙中山都为其鸣不平，誉之为“陈汤、班超、傅介子”，谓“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此宜举国懽忻鼓舞不已。然环视闾阎，颂声寂然不作。此无他，内部之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忧患，重于枝末故也”。恐怕原因还在于这一奇功乃由安福系首领完成。同样，照革命史学的先定逻辑，北洋集团怎可能与其历史意义竟使辛亥革命逊色的文学革命发生关系——除非是对立关系。
4
对胡适文学革命史最早提出质疑的却是1923年的陈独秀，那时他已习惯从“经济史观”看待历史事件成败，自然对个人意志论不满，遂致信胡适：“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顺利，南方则不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暴力行动。1925年底，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大会，代表们把四处搜罗来的文言教科书堆于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付之一炬，并宣读宣言，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之举，“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白话文的局面是这样“干”成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