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存了一个“理”，那与之相背的有关“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大宗史料就可弃之不顾。当其《五十年》发表后，遂流行这种说法：“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这并非他初次为文学革命写史，1919年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就以其留美日记为材料写了“文学革命国外发生史”，并在1933年将其扩写成《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而“文学革命的历史”则在1935年被他扩写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论。他还利用该集主编之权，将非史料的《逼上梁山》列于该史料集首篇，说“其实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以建构文学革命的谱系。后来他将两文合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出版。

    它讲述一件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之事：自1916年胡适在美国发动中国文学革命，一班文学革命者集于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对文言发起攻击，其间虽受林纾等“守旧党”刁难，且守旧党与当权的安福系沆瀣一气，欲以武力压制文学革命，但革命还是“轻轻俏俏地成功了”，“白话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如此，胡适就把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写成了一种私人的言论行为，一场通过“公共领域”里的辩论而赢得的革命。

    不可能发生之事经由不断重复而变成“史实”，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并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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