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对“国语”的争夺，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孔飞力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但1917年后的胡适认为北方蛮族才代表新文化，他自然不认同南方的“文化复国主义”，其《国语文学史》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心”，“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满清在其统治的前二百多年在南方文化前抬不起头，那当时来运转时，它怎会违背自身利益而压制白话文运动，拒绝将自己势力中心所在的北方的官话升格为国语，以之统一南方，使南方“北方化”？太平天国之时，南京的几次屠城使本来作为帝国官话的南方官话的地理中心受到重创，而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则取而代之。这为清政府的“国语统一”创造了条件。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道明“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建议以北京话为统一之具。清政府遂启动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音和语文的行政进程。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称“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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