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2年，胡适文学革命史已成他人书写文学革命史所据的“史实”。这一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决定整理国语运动史料，并委托黎锦熙撰写国语运动史。两年后，《国语运动史纲》问世了，其中评价1916-1920文学革命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按：此指广义的：大凡民八以后所谓国语运动，都是广义的，连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都在一起）”，它“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黎锦熙受廿五史不以一朝一代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传统影响太深，跟不上1919年后兴起并在1928年后强化的以一党一派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写作路数，居然重申为胡适文学革命史所割断的北大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不久，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以群体的叙述再次确认胡适建构的文学革命的谱系，而黎锦熙的申述遂成为真实的文学革命史的最后声音并且迅即被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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