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显然，就审美心态而言，“渔人”和李易安并没有什么差异。由此可见，陶渊明笔下的“渔人”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渔夫。《文选》卷三十谢灵运（385—433）《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云：“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诗人指出，虽然砍柴和隐居都在山里，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因为隐者有“赏心”——审美的情怀，而为了生计天天去山里砍柴的樵夫却很难具有这样的情调。这种美学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初步确认“渔人”的真实身份了。唐刘知几（661—721）曾说“武陵隐士，灭迹桃源”（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26页），客观上已经点明了这一点。《桃花源记》还说：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在等级森严的东晋时代，这位“渔人”居然可以很随便地拜访郡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他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奇闻异事，不仅如此，他的讲述还能够引起太守的高度重视，乃至派人跟随他去重觅桃花源。这种事情即使在现代社会的行政体系中恐怕也很难做到。譬如，美国佛罗里达近海的渔民想要拜见佛州州长，想对他随便说点自己海上历险的故事，谈何容易？因此，就人物原型而言，“渔人”肯定是一位具有深厚社会背景的隐士。如《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列传》载王弘之（365—427）“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王弘之说自己钓鱼“得亦不卖”，这无疑是“渔隐名士”的夫子自道。如果一定要说他以“捕鱼为业”的话，那么，就只能意味着“以捕鱼作为平生的志业”，也就是隐居避世的一种方式。陶渊明所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也是如此，而究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障人眼目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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