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于1954年8月22日奉命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当顾先生将工作计划并历年积稿交给历史所所长尹达时，尹达评之为“大而无当”，在顾先生心中激起了某种“被征服者”的屈辱感。

    就在顾先生进京的第二天，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即登门拜访，商谈《史记三家注》点校事；可以说自此之后，顾先生业务上的每一件事，都与中华书局休戚与共。

    1955年6月11日，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邀顾先生参加民进，第二年顾先生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与历史所所长尹达、民进中央秘书长徐伯昕商定：“顾颉刚的学习由民进领导，业务由中华负责，工资归历史所发给。”像顾先生这样以学术为终身的学者而言，业务是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可见顾先生与中华书局关系之深厚。1965年10月26日，顾先生因结肠手术，在《预立遗嘱》里表示：“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四十五年之后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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