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样稿陆续交来，顾先生开始审阅，这在日记中多有记载。1954年11月15日：“看王之屏所点《通鉴》两卷。……之屏所点《通鉴》颇多误处。料想他人，亦必如此，盖大家任务太多太忙，必不能细细研究才下笔也。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一改正他人之误点，其不遑喘息可知也。”29日，召开《资治通鉴》标点第二次讨论会，顾先生提出，以委员会所定十个月完成之期限，“就我一个人的总校言，则绝对不可能”，希望延长时间或添请校对人员。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与顾先生分任校阅工作，改变总校对制，组成四人校阅小组，分工复校其它参加者的点标稿。

    1955年2月17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杨守敬地图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全体会议”。24日，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商谈《通鉴》标点事，开复校小组会”。4月21日，“聂筱珊来，共商标点疑问。徐调孚来，同讨论《通鉴》排印事”，下午又与徐调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会，议定：“《通鉴》至六月底，交廿册与古籍出版社，此后每月廿册，至十月底完毕。明年六月，古籍社全部印出。”

    那么，《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出版呢？1956年2月5日，顾先生到怀仁堂应宴，日记记载：“毛主席、周总理均慰问予去年之病，谓《资治通鉴》不必这样赶。予答云：‘领导上说，已报告毛主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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