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做的目的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对于中华书局而言，希望顾先生“作出最详尽的解释和最妥当的翻译”，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出问题，要求修改；对于顾先生而言，也“喜欢把材料搜得多，问题钻得深”，因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也有钻得很深的，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经书设有专室研究，我若轻易下笔，则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学者冷眼看着，如有差错落在他们的眼中，将立刻受到不容情的批判，势必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以期不辜负党的厚望”（1964年9月7日与陈慧、徐伯昕函）。这也就是后来中华书局给文化部函中所提出的：“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
1959年7月8日，中华书局金灿然、姚绍华亲自到顾先生家商谈《尚书今译》事，顾先生日记记曰：“今日金灿然同志来，态度甚好，允配给助手二人，帮助抄写，搜集资料及学习整理工作，此殊解决我心事。”从这一天开始，顾先生恢复了循序渐进的《尚书》整理工作。11月，中华书局派尹受来帮助顾先生任抄写，尹受工作努力，学习刻苦，顾先生十分满意。后又派编辑孟默闻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
是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釪，刘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顾先生遂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调刘来京为高级助手。为此，中华书局金灿然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频繁申请、联系，商调刘起釪事。1960年的商调，因刘原单位不同意而未果。为此，1961年上半年，金灿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12月1日，又致函文化部干部司商调刘来京，并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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