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
——《庄子·外篇·骈拇》
再说把自己的天性、本性规定为仁义的讲究与践行的人，哪怕做到了如曾参、史䲡一样彻底，我也不认为那有多么好多么高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五味烹调，虽然精通如俞儿，我也不认为那有多么好多么值得称道；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五声音乐，哪怕高明到与师旷一样，也不是我所信服的耳朵功用的极致；把毕生的精神献给五色美术，虽然高明到离朱那个样子，我也不认为那是眼目本性的极致。
这里庄周又碰上了一个现代性的麻烦，发达的社会带来了分工的细化，传送带、生产线就更加细细分割了劳动过程，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与成果的同时，造就了人的畸形。例如许多艺术家、大明星，他们的生活品质极端扭曲。某些学者的呆气，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矫情，某些政客的手段，某些商家的经济动物习气，都令人震惊。故而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保证与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张。而早在庄周时期，他已经看出了分工化、专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可能。烹调料理，做得太过了，如俞儿那样，对他本人，不会有好处。音律乐声，精通到了师旷那样，其实违背了人的天性。还有离朱，精通美术，从庄子的观点看，对自己也并无益处。庄子的认识没有达到提倡全面发展的程度，他要的只是正常、逍遥、天年、自然而然地生活，不要为了某个后天的目标而扭曲自身。而仁义的事情与此类事情同理，一辈子只知道仁义，和只知道韵律一样地不正常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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