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儒家思想当中，有麻烦的不仅“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比如“亲亲相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同样麻烦。

　　毫无疑问，孔子的这个主张，很人性也很人道。因为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师生之间互相告发，其实是很野蛮的，更不用说抓起来严刑逼供了。因此，现代法学的主流意见，便认为近亲属可以“知情不报”。他们在法庭上，也有权提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没有义务提供不利证据，甚至可以不出庭。这就是“免证特权”，已为许多现代国家的法律所采纳。可见，亲亲相隐，有着合理的内核，而且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

　　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比方说，如果父亲是汉奸，儿子是八路呢？如果这父亲还带了日本鬼子来烧杀掠抢，甚至轮奸了儿媳妇呢？再比方说，纪检委的干部，手上掌握了儿子贪腐的材料，要不要交出去？不交，就违背了“执法如山”的组织原则。交，则违背了“亲亲相隐”的道德原则。请问，他又该怎么办？

　　也只有一个办法，即明确“亲亲相隐”是权利，不是义务。是义务，当八路的儿子就不能杀死做汉奸的父亲，当领导的父亲也不能举报有贪腐嫌疑的儿子。是权利，就可以选择。他可以“知情不报”，这是行使“免证特权”；也可以“大义灭亲”，这是放弃“亲亲相隐”。但不论行使和放弃，都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他的自由，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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