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一些“独立不傍”的学术新论

　　阅读此书，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写作中时时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注重具体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和当下意识（注重与当代语境形成对话），文中时见一些“独立不傍”的观点，这些观点常能与目前学界的一些研究和观点进行争鸣和商榷。

　　比如，关于鲁迅独子周海婴先生、鲁迅研究专家高旭东等人提出的恢复鲁迅的文学家身份去除意识形态化鲁迅（“革命家鲁迅”）的呼吁和论述，作者在“斗士鲁迅”中发出“鲁迅不是革命家吗？”的反问，他在论述中令人较信服地提出了鲁迅的“革命家”身份，指出今天对鲁迅的看法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过去我们将鲁迅“唯意识形态化”固然不可取，但如果不顾历史的真实，以今天时代和思想背景去将鲁迅“完全去意识形态化”同样是不可取的。又如，胡适先生终生提倡自由主义最为持久，最为有力，也被时人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祖师爷”，作者指出恰恰是倡导自由主义最力的胡适先生终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号召知识分子去做“王的诤臣”，这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因此，我们大凡将为某人戴一顶帽子的时候，必须警惕这有可能并不完全合适的风险。再如关于鲁迅从事学术活动的动因，作者做出了令人“扫兴”、但似乎又不无道理的论述，他认为在日本留学期间（1902年~1908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救国”，自日本回国到为《新青年》写文章期间（1909年~1918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消磨生命”，自教育部欠薪到去上海前（1920年~1927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吃饭”。学术之于鲁迅的意义，如果说“救国”我们似可接受，但你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消磨生命”和“吃饭”，我们能接受吗？读过相关章节后，我们似乎又很难反对作者的这一观点。类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