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孔飞力提出了“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的理论。他不完全同意“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必然此消彼长”的理论假定和韦伯关于“长远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服于官僚”的推断，反而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可能存在某种和平相处之道，他将这种和平相处的体制总结为“官僚君主制”（P246－250）。

    具体地说，孔飞力认为，清代的官僚君主制存在一种内在的矛盾：君主代表了专制权力，官僚代表了常规权力。在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的共生中，君主要竭力强调自己是整个官僚体系的主人而非只是其中的一个齿轮（哪怕是最显贵的镶钻齿轮）。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君主有两种途径，一是制定更多的规则，以规则来制约官僚行为；二是利用“事件”（主要是各种政治罪）将例外和偶然强行注入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反过来讲，官僚则力图使君主的施令成为有案可查、有规律可循的制度。所以，以新规则治理官僚的方法本身就是官僚制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官僚们乐于接受的；而以偶发事件为契机切入特殊命令的方法则是非常规的，也是最令官僚体系不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飞力指出：“政治罪是君主的而非官僚的问题。”（P246）。不过任何君主都不能只依赖后一种方式，因为太多例外的制造会使整个官僚体系陷入混乱，从长远看反而降低了君主统治整个官僚体系的效率；所以君主总要谨慎地在两种方式间寻找平衡。对于弘历来说，各种常规的官员考评制度属于典型的常规方式，而陛见制度则在常规中稍稍注入专制权力的因素，至于叫魂危机恰是他杀一儆百、奋力震落官僚机器积尘的最佳契机。

    理解了这一理论架构之后，我们再反观“叫魂案”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从最初的地方官瞒报，到高潮时皇帝的震怒与各地的追剿，再到收尾时来自中央的弹劾与清算，无不体现了弘历与官僚体系的角力。弘历顽固地认为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大案要案，而各级官员同样顽固地一再试图以常规套路来应对。官员们可能是在“按规矩办事”，但越是如此越让弘历痛恨他们“习于阘冗、毫不振作”（P175）。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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