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历史学家的谨慎，孔飞力并没有断言弘历对叫魂案的利用是有明确预谋的。在我看来，弘历借“叫魂案”而使整个官僚体制大受震动的做法，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对于孔飞力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案留下的大量朱批和圣谕证明了弘历痛恨并力图阻止官僚体系走向“汉化”的潜意识（对于这位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而言，汉化的涵义主要是指腐败萎靡的汉文化渐渐侵蚀并替代满族精英的尚武精魂和勇气）。与此同时，孔飞力又提供了若干条官僚体系“抵制”的例子（在这里译者非常精确地表达了孔飞力的谨慎态度，没有选择“反抗”或者“制约”之类更积极主动的词语）。同样的，孔飞力并不强调这种抵制行为在权力制衡高度的刻意或自觉，也不否认各种特定行为有特定官员的具体原因，他只强调把各种手段“综合在一起考虑”（P280），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专制权力谨慎而广泛的抵制”（P280）的客观效果。

    我甚至认为，皇帝和官僚的这种角力越是下意识的，就越符合孔飞力的理论假设。因为他们双方的不自觉恰恰证明了孔飞力所指出的“官僚君主制”的内在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和张力推动了君臣的行为选择，而“叫魂案”的出现使这种矛盾和张力达到了某种极限，因此也使得其推动效果特别明显和集中，从而成为作者推导、建构理论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叫魂案”的尾声是刘统勋、傅恒等艰难曲折地向弘历表明了叫魂妖术的子虚乌有，于是皇帝终于下令停止追剿叫魂妖。换句话说，虽然地方官员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让弘历改变初衷，但“叫魂案”的最终翻案仍然来自于官僚体系本身的抵制力量。孔飞力对此予以了制度性的肯定，认为“叫魂案”的最终结局至少表明在现代政治运动尚未出现之前，旧官僚体系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具有某种制约君主专制权力的自信与勇气；而这种自信的获得有赖于当事人超越特定政权“臣仆”身份的体认，而将自己视为“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P306）虽然孔飞力声称“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以诸多限定词来表明自己对这一体制赞扬的克制性，但他仍然认为文化精英抵制专制的胆识是由帝制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制度所滋养的，而在旧制度覆灭、“可行的替代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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