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以今日社会中的恐慌相对照，就会发现对当事人而言，恐慌的原因总是具体的；但这个具体原因背后，公众的潜在心理往往暗示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即所谓“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与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经济）存在必然联系。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发生在弘历年间的这场盛世恐慌，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意义可能更为明显。

    由此问题引发的另一个更次级的问题是：公众为什么选择了“和尚与乞丐”？我体会这其中的原因既有不同，又有相同：和尚（主要是没有经过正式注册，未取得度牒的边缘和尚）之所以成为嫌疑对象，与国家对民间宗教、边缘宗教人士的形象抹黑有关。由于国家主流道德的长期批判，使得公众形成了对游方僧普遍的道德质疑乃至情感憎恶，因此当危机（特别是这场危机又与巫术直接相关）来临时，最早的嫌疑人当然就锁定在这类既有可能掌握非法通灵技术同时又可能存在道德问题的游方僧身上了。而乞丐作为一群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低贱阶层，他们自然很有可能为了低廉报酬而成为“亡命之徒”。但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可能未被公众明确认知，那就是他们都是彻底的体制外生存——他们居无定所并毫无社会地位可言，但也因此几乎不受任何社会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官吏对和尚道士进行重新登记的建议，其实质是欲将这些溢出社会者重新纳入社会掌控。

    还想多说两句的是，叫魂案中普通民众对外来陌生人的敌意也许源于孔飞力所解释的“受困扰的社会”（P302），也许源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封闭性，也许源于孙隆基所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63-82），也许源于朱光潜所认为的“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朱光潜著，《周论》，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P3-4）。孙隆基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认为中国人普遍缺乏独立人格，喜欢躲在群体中，有推卸个人责任的倾向。惟其让人特别难过的是，就算现代交通工具扩大了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