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持有异见的人们很可能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并且“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P306）在我看来，孔飞力所表达的，即使不是对旧制度的哀悼，那也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制度发展，特别是近代知识群体发展的某种惋惜。
孔飞力的这部论著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汉学界的社会史转向。和韦伯的研究相比，孔飞力笔下的中国皇帝不再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尤其这个名为弘历的中国皇帝大大超越了韦伯“中人之君”的理论假设。也许孔飞力是想表明，如果弘历这样的皇帝仍然不得不常常与其治下的官僚体系达成某种妥协的话，那么韦伯对旧中国官僚体系“非专业性”、“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P247-248）的认定恐怕就是不恰当的了。
孔飞力对韦伯“从长远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论的纠正由此而来，他对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此消彼长”的假设的修正也同样言出于此。我以为，孔飞力意图说明这种屈从和此消彼长是在共生前提下的，它并不导致某一方彻底击败对方。换句话说，旧官僚体制与专制皇权是共生共灭的关系，而不是前者逐渐取代后者并继续发展为现代官僚体制的问题。
谣言：
激起的只是社会中潜藏已久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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