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从这点上讲，今天的国学，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史国学“资治教化”的优良传统，对于净化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以来的许多国学研究者，也正是抱负着这样的理想，在中国古代、近现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文化艺术、学术思想，以及官僚腐败、反贪得失等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确实起到了“资治教化”的良好功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社会政治环境大大宽松，人们已经不再把“国学研究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奉为不二的圭臬，但是学者们所重视强调的“古为今用”的国学借鉴价值，无疑将在今后的“资治教化”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得到应有的发扬。
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展，文史哲或国学学界在继承“资治教化”传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异情况。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无限爱国”。爱国主义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有些学者把爱国主义称之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这充分反映了今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必要性和紧迫感。但是，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漫无边际地虚构子虚乌有的事情来误导人们。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慨叹中国的科技物质等许多领域落后于洋人。于是，一班所谓研究历史者，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中找出种种了不起的发现，证明凡是洋人有的东西，中国早已有之。我们只好姑且把这样的“资治教化”功能称之为“无限爱国”论。近年来出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历史国学研究新模式。国学研究能够为发展区域经济做贡献，当然也是一项有助于“资治教化”的好事。无奈许多人走进这种研究模式之后，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迷失了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等国学的本性。近年来，许多所谓的研究者为了地方和个人的利益，涂改历史、伪造文物的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公害。
二、“文化创意产业”走向
中国传统国学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作为国学研究者，希望通过研究国学成为“名人”者固然有之，但是绝少有人打算把研究国学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文史哲学论著成倍增长，空前繁荣，但是从质量上看，固然有许多富有学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而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层出不穷，相互抄袭仿照的所谓研究成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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