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早在几年前，我就曾不揣浅陋地讲过一个观点:孔子的一生就是教人们如何找到安详。如果我们沿着“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反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这个“学”，就是安详；“三十而立”的这个“立”，就是找到了安详；然后十年“习之”，得到“不惑”；再经过十年，明白“天命”；又经过十年，达到“耳顺”；复经过十年，得大自在、大快乐、大自由、大安详。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即大安详也。

    依陋见，安详是我们的“根本快乐”，它不在别处，而就在我们的“根”上。它既是我们的体，也是我们的用，它和我们的本质一体两面，就像你拿到了一百元的正面，就意味着你同时拿到了一百元的反面。现在的问题是，那一百元就在我们的手上，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它，因为我们的目光飘荡在远方。

    和许多圣哲一样，孔子一生所做的，无非是让我们把目光收回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找到这“一百元”——它是安详、是健康、是和谐、是快乐。它是“一”，不是“二”。在孔子眼里，只有人和病人之分，不存在上人和下人之分，所谓以金做器，器器皆金。他的心里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本性学意义上的平等。有教无类，就是从此而来，“吾道一以贯之”，就是从此而来。

    如果说孔子有野心，那就是让天下人全成为无病之人，成为君子。

    做一个君子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答案是:快乐。《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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