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记者也曾进入过几家图书馆放置古籍善本的书库，相对来说，条件均比民国文献好很多，有防尘的玻璃书柜，也有专用的函盒，温度、湿度均较为适宜，一些库中还能嗅到用来防腐的檀香味。由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近年来各图书馆都将古籍善本的保护看做头等大事。事实上，民国文献不仅保存难度高于古籍，其珍贵和不可逆性也不输古籍善本。

　　据知，这一时期的文献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包括了政府公报、法律规范、名人手稿等文献资料和大量文学作品，同时还保存了民国时期出现的老照片、海报、电影及唱片等当时新的出版形式，历史和学术价值都很高，正有待于开发。

　　其中，不乏一些还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如国图藏有的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巴黎中国旅欧总支出版、邓小平刻印蜡版《少年》月刊，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郭沫若、陈独秀、闻一多等名家的著作、日记、书信等手稿。再如重庆图书馆藏有的民国时期各级政府相关文献、国民党要人传记资料以及大量未公开出版的油印本内部资料等。天津图书馆则藏有不少民国时期稀见图书、报刊，如全国独藏的1930年出版的蒋方震等写的《孙子浅说》、1923年宪法研究会出版的《宪法论丛》、1904年至1911年出版的直隶《教育杂志》、梁启超主编的《庸言》等；而八国租界遗留下来的外文图书，以及完整的日本图书馆所藏图书，则是天津图书馆民国书的另一个特色。

　　这些珍贵的史料，在当前“民国热”的背景下，越发显得稀有和重要，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不可小视。

　　然而，由于保存问题，读者已经难以看到民国文献的原本。“每次读者用完，阅览室都能扫出一堆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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