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用彤看来，作为人生本性的本体是内在具有的，因而达到本体境界方为“返本”。他接着在分析“中国之所谓理”时，以“超越的，内在的”（Transcendent， Immanent）来解释“‘理’之在上、在中”。汤用彤于此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哲学内在性和超越性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性这一特质，后经牟宗三、余英时、汤一介诸先生阐发，已在国际范围内成为文化研究的焦点之一。

    汤用彤对返本问题的关注，是基于以下理念：外来文化的输入必须先找到与本土文化相符合的地方，并顺应本土文化的特性，才能落地生根得以发展。现代新儒家标举“返本开新”以为法门，对此王守常、钱文忠指出：事实上，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更多地是做了“开新”的工作，“返本”在当时未遑顾及。汤用彤则做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真正理解的“返本”的工作（《国故与新知的称星》）。20世纪儒学发展经历了由体系构建到学术研究的演进轨迹。只有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发展史进行具体而深度的梳理总结（即真正的“返本”工作），方能使思想体系建构的“开新”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

    作为杰出的思想家，汤用彤研究方向和重点之选择皆深蕴复兴民族的精神动力。他重点研究汉唐佛教史，是因晚清以降传统文化遭遇西学，与当年儒学经受佛教冲击的境遇相似，皆面临退守乃至生存危机。如何主动对西学加以选择、传介和吸收，是决定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关键所在。汤用彤期望从历史上成功化解佛教的征服中找出回应西学挑战的方法。他高扬主体性道德人格以复兴民族本位文化，并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考虑外来文化的吸收问题，如此虽强调了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之深、冲击之巨，但同时也使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复兴中华文明是他钻研外来文化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对此，贺麟看得真切而明了，他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说：汤用彤“根据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研究和观察，对于中国哲学发展之继续性有了新颖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扫认中国哲学的道统在孟子以后，曾经有过长期失传的偏狭旧说。他认为中国哲学自来就一脉相传没有中断。即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当佛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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