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儒学最衰时期，中国人并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来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国利用之，反应之，吸收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并促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这种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的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时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而“民族文化新开展”正是新儒家的标帜。
“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外国哲学”
汤用彤在学术领域独辟蹊径，成就斐然，源于他在跨文化对话背景下对文化双向选择中的中国文化建设路径问题的独特思考。近代以来，文化建设路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界。面对中西文化的危机，作为学衡派核心人物的汤用彤藉其广博学识，抓住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这一关键问题。“昌明国故，融会新知”的思想是20世纪文化纷争的产物，是汤用彤解决上述问题的理路，也是他进行外来文化中国化研究的指针，贯穿于毕生的学术研究。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的哲学文化观，而且还是他首创的治学方法，突破了古今中西之争长期纠缠的体用框架而独树一帜。如果说汤用彤的儒学、道教和玄学研究是就中国思想自身发展方面立论的，即“昌明国故”，那么其佛教和西学研究则意在探索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即“融会新知”。这实际就是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与选择的过程。
中国文化在遭遇外来文化时才更清楚地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因此，汤用彤特别强调：“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外国哲学。”他开设中西印课程40余门，主要是为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训练，使其知晓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对外国哲学有深刻理解，了解外国哲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和推论方法。如是才能将中国哲学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找到新的角度，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讲授这些课程，为他的外来文化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