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毕本书，读者想必会同意一点：传教士有功于汉语研究。对于传教士在汉语研究上取得的成绩，我国学界很早就有佳评。80年前，语言学家罗常培曾撰长文《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1930），褒扬明末清初西洋教士给中国学人带来了精准的析音方法和便利的记音工具。其实明末早有学者指出，传教士携来的西方语音知识对中国有绝大用处，如张问达为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作序称，著者之学“渊而邃，博大而有要，仅仅以二十五字母衍而成文，叶韵直截简易，绝无一毫勉强拘碍之弊，……其裨益我字韵之学，岂浅鲜哉！”言辞虽然夸张，预断却颇准确，三个世纪后，中国人逐渐采纳了拼音字母。另一位晚明学者王徵，在书前所附的《释疑》中说：中国人于等韵，往往学足三年仍难得其门径，不会凭韵书查字，而学西文拼音法，一天便能掌握，“谁难谁易”，自不待言。这番话也同样有些夸张。不过我想，王徵的意思倒不是一定要拿等韵和拼音比，欲比出个高下来，而是想说，舶来的学问和方法，只要是合理的、适宜的，国人就可以取而用之，“谁复问中西哉！”

    语音学上，西学东来之始就迅即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原因很简单，一则音声是言语的外壳，属于各种语言能够共享的物质成分；二则中国本有一门关于声韵的学问，中古曾经受惠于印度悉昙学（即梵文拼切法），其原理与西方语音学相通。语法学的情形大不相同。从16世纪末起，300年里西方人不断探索汉语语法，著录成书的作品不下百种，可是中国学界对此迟迟不见反应。这也不奇怪。语法是言语的内部组织，不易为各种语言分享，而系属不同、类型不一的语言，其语法形式更是难以互化。何况语法研究在古代中国没有形成强劲的传统，小学的三分天地是文字、音韵、训诂，从未把独立的份额配给语法学。此外，来华教士研究汉语语法，都用西文撰写著作，例如卫匡国的《中国文法》稿本（约1650）用拉丁文，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用西班牙文，马士曼的《中国言法》（1814）用英文，如此势必与中国学界隔绝；相较之下，探讨语音的著作《西字奇迹》（1605）和《西儒耳目资》则是以中文撰述，能及早为中国学人了解。后一书甚至被《四库全书》收载，编录者在短评中认可金尼阁“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的尝试，称其说足以“自成一家之学”（见《四库总目提要》经部四十四，小学类存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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