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在着手描述汉语之时，传教士至少有两种语法理论的支撑。但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延续千年的拉丁语法传统和近代萌现的普遍语法思潮，传教士们又各有民族语言的背景，本族语的语法模式也不时会干扰他们的观察，譬如英美传教士，兴许会根据英语语法范畴来分析汉语。倘若考虑到传教士还会吸取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某些概念，如“实字”、“虚字”、“活字”、“死字”，他们编成的汉语语法就更是间杂有多种思路的大拼盘了。过去我们常说，传教士们总是戴着一副拉丁语法的眼镜审视汉语。这一说法太过简单，拉丁语法只是有可能妨害视线的障碍物之一。况且多数传教士从一开始就看出，汉语没有词形变化，表达句法关系主要依靠虚词、词序、语气，因此印欧语法的多数范畴并不适用于汉语。情知不能契合，为何还一味套用呢？那是因为，早期传教士编写汉语语法，首先是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名为语法书，实则也兼做课本，后来才逐渐转向纯语言学的描写。假设中国人有自己的语法书，传教士们大概会乐意使用，就像他们在编纂汉语学习词典时经常参照中国字书的体例，乃至直接取用其框架一样。可惜并无现成的中国语法书可供参考，于是他们就得自己动手编，而为了向陆续抵华的同会教友讲解汉语语法，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比照教学双方都熟稔的欧语模式。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东西来自传统的拉丁语法，多少属于新兴民族语言的语法，又有多少夹带着普遍语法的观念，今天的研究者会有兴趣甄别，当年的传教士语法家们却不会想到要细予区分。这三种西方语法学的路子，古典的、民族的、普遍的，统而言之就是印欧语法研究体系，犹如一大套西洋模具，内中有方型、圆型、角型等，被传教士移用于中国语言的材料。至于运用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可取有不可取。早期西方人获取汉语知识，非得仰仗传教士的著作不可，及至汉学在欧洲本土兴起，针对汉语的语言学研究渐成气候，才开始摆脱传教士语言观的束缚。雷慕萨、洪堡特、甲柏连孜虽未到过中国，对汉语结构的认识却都有胜过来华教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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