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现在需要把孔子地位抬高，因为我们需要找一个上帝的替代者。非要找孔子的缺点，那是吹毛求疵。孔子在他去世以后比他去世以前干的事情多多了。道德信仰不能由活着的人来说的，必须由以前的人来说。我们需要孔子回来。

记者：您一直将孔子与西方宗教进行对比，您同意建立儒教吗？

鲍：我不是左派，我坚决反对左派。我不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要按照儒家那套来。儒家关于政治体制的想法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民主与法制。因此，我们要将传统的道德信仰和现在的政治理念结合起来。

孔子太远不正常

记者：可是如今，不少年轻人对孔子不感兴趣，对尊孔、批孔类的争论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您怎么看？

鲍：这个不是他们的责任，是我们教育的责任。他们在中小学，包括大学阶段的教育中都不了解孔子，只能是漠视。

记者：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汤一介曾认为，“应该承认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做法对中国走向现代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您如何看待“打倒孔家店”？

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承，一种是批判的继承。批判的本身也是继承，因为你还是在当作话题讲嘛。

记者：那时下孔子成了很热的话题，您怎么看待“孔子热”的问题？

鲍：孔子在五四运动以前，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古代的读书人，首先要拜的就是孔子，他说话都要引用孔子的，“代圣贤立言”。各地常能看到孔庙、祭孔活动。五四以后，孔子离我们生活比较远，这是不正常的。就如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上帝离开我们几十年。（周亦楣 来源：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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