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的《情论》，谈性、命、情，和传世的书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对于《五行》，也有人对其关联思维做研究。在研究中，学派的问题和宇宙观的问题也比较热。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出土的简帛对于西方学者深化对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等的认识发挥了什么作用？
艾兰：新出土的简帛，特别是秦朝以前的楚国文字竹书，应该从音韵学、文本的历史到思想史等很多方面突破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我相信20年以后，古代中国学会有很大的改变。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一样，都是做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研究。现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用这些材料，不一定把简帛学当成一个专业来研究，但不能完全不管这些材料。这些战国竹书的特点是他们和中国传统的古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我提到了我研究过禅让的传说，利用传世的文献，不知道有《唐虞之道》也鼓吹禅让，可是一看见他们那时的争论，《孟子》的一些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简帛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简帛学的发展，除了依靠新出土的文献等材料，能否在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突破？
艾兰：目前，在方法方面还没有很大的改变。怎么把发掘的文献、传统的文献和考古发现放在一起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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