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无疑是一个坚定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但他绝不是那种抱残守缺的章句经生，也不是考据训诂之儒；而是一位直面西化思潮，并以开放融合的心态积极吸取西方文化以自广的思想家，一个中国文化的重建者。他要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来探索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科学、民主、自由及法治思想。而排在首位的，则是如何解决民族振兴所亟待的科学认识问题。由于科学思想历来为中国传统所缺乏，而他本人又由于所受教育的限制，无法致力于科学研究，所以只能通过对佛学的创造性诠释，以探索中国所急需的科学认知精神。

    1923年，在其《新唯识论》第一稿本中，他就明确写道：“此书区为二部：部甲，《境论》。法相法性，目之为境，是所知故。部乙，《量论》。量者量度，知之异名，虽谈所知，知义未详。故《量论》次焉。又《境论》虽自所知以言，据实而云，乃为量论发端，则此书通作量论观可也。”(《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45页)这里所谓境论，自然指哲学宇宙论；而所谓量论，则正是指科学认识论。这说明,《新唯识论》作为“境论”完全是为了开出“量论”——科学认识论而作，所以他认为该书“乃为量论发端”,“此书通作量论观可也”。此后，虽然其《新唯识论》数易其稿(包括1926年本、1930年本、1932年本一直到1944年的“语体文本”)，但“本书拟为二部”以及“本境论以开出量论”却一直是其坚持始终的基本观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量论——所谓科学认识思想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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