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后，熊十力又在《答唐君毅》一函中探讨了科学与玄学的关系。在该函中，熊氏除了详细分辨科学与玄学的不同基础之外，又从玄学的角度对科学概括了六大特征，这就是：第一，必须肯定客观而又实际的经验世界，此为科学探索与科学真理所以存在的前提基础；第二，科学真理之发现必须依据感官经验，并且还要能够得到经验世界的证实；第三，科学真理之发现还必须依赖于普遍有效,并能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客观方法；第四，科学真理之存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第五，科学真理之具体内涵也就是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的法则或规律；第六，科学真理虽然具有客观性特征，但对它的发现、认知却离不开人的主观性，而科学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不断地避免、纠正人的主观偏蔽的过程。(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第140-142页)显然，在熊十力看来，所谓客观性、对象性、经验性、相对性、认知性以及规律性就是科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所有这些，都是熊十力从哲学角度为科学所下的定义，但确实揭示了科学认知思想的一般特征；直到今天，虽然人们可以说熊十力一生并没有从事科学研究，也未能写出量论，但其关于科学的基本规定却仍然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1944年，就在抗战胜利前夕，熊十力又写了《读经示要》一书，其中再次谈到科学问题。但熊十力此时的科学观已经达到了古今融合、中西会通的高度：

    如不能致良知，而言即物穷理，则是徒事知识，而失却头脑，谓之支离可也。今已识得良知本体，而有致之之功，则头脑已得，于是而依本体之明，去量度事物，悉得其理。则一切知识，即是良知之发用。……如事亲而量度冬温夏清，与晨昏定省之宜，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入科学实验室，而量度物象所起变化，是否合于吾之设臆，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当暑而量舍裘，当寒而量舍葛，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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