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科学探索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良知基础上的，是通过对道德良知的大用发皇所诠释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追求必然会使传统的道德良知以科学探索的精神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的这一中西会通实际上又是通过对朱子的即物穷理与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相会通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返本性的会通，既坚持了道德良知的基础与主导地位，同时又始终贯彻着即物穷理之科学认知与科学研究的面向。通过道德良知与科学认识的会通，熊十力不仅重新调整了朱子与阳明的关系，而且对中国的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科学知识以及中西不同性质的文化，也找到了一条由嫁接、启发进而融合的通道。对传统道德而言，这固然是一种推陈出新，并且也是作为科学认知的前提基础与精神动力出现的；但对西方的科学认知思想来说，也就等于找到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基础。

    在熊十力对科学认知思想的探讨中，他不仅看到了科学的繁兴大用，也清醒地意识到了科学所具有的局限性，尤其看到了科学万能论的种种弊端。他明确指出：“余固不肯轻视科学，但亦不敢以科学为万能。余以为人类欲以得真幸福，绝非可仅注意外部，如环境与制度之改良，而内在因素，实至重要。所谓内在因素者，必性命之理得，而后嗜欲不淫。”(《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733页)又说：“余以为科学与经学，两相需，而不可偏废。欲使科学方法与工程技术，纯为人类之福，而不至为祸，则非谋经学科学二者精神之相贯不可。经学于宇宙，明其本源。科学于宇宙，析其分殊。二者相互发明，万殊源于一本，一本现为万殊，岂有隔绝不通之理？”（同上，735页）在这里，熊十力之所以能够清醒地看到科学万能论的弊端，其根源并不在于科学思想本身，而恰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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