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熊十力还凭借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穿透性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不完善性，比如他说：“天下之是非，有时出于众好众恶，而确不背于大公之道者，则从多数为是，不可以少而抗多也。有时群众昏俗之盲动，反不若少数人独见之明，则不可恃多以加乎少。加者，有自处优势而抑彼之意。”（684页）很明显，所谓“恃多以加乎少”，其实也就是西方当代思想家所批评的“多数人的暴政”现象；而所有这些穿透性的睿识，却恰恰源于传统的道德理性，源自儒家的道德良知。

    从这些创造性的诠释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熊十力是将传统道德以价值理性的方式推进于现代社会，同时又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科学、民主与自由、法治思想安置于传统的道德理性的基础上，这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回归，同时也是传统本身的“日新”，是传统道德对先进文化的积极吸纳与主动拓展。实际上，孔子当年对夏商周三代之礼之沿革并举、损益结合其实就是这种态度，所以说，这种继承、扬弃与拓展的统一也就可以说是儒家的一贯精神。不过，在反传统思潮压倒一切的时代，这样的思路肯定是无人问津的，只有在我们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激烈反传统之后，这种思路才像“布帛之言，稻菽之味”一样显现出了它的独特而又恒常的价值。所以，以主体性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诠释，这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常道；而将传统道德推进于科学、民主与自由、法治的建设中，也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一种“双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