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思想的融汇本质上是一种异质性的融汇，因而对良知而言，也就必须经过一个异质性的转向。正是通过这一转向，一方面将传统道德推向了科学认知领域，使其成为科学认知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同时又使科学认知活动必须时时服从于道德良知的需要和指导。但对于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思想，在熊十力看来，这本来就应当是中国传统的仁政、民本思想所必然包含的内容。所以，他首先从比较的角度揭示了法治的本质。他指出：“盖德礼之治，所与法治根本不同者，法治，则从一人与他人，或团体之关系上，而为之法制约束，则以必从，使之习惯若自然。此乃自外制之者也。如穿牛鼻，络马颈，岂顺牛马之性哉？人以强力从而穿之络之而已。若夫导民以德者，则因人之自性所固有而导之，使其自知自觉者也。”(《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600页)虽然如此，熊十力并不反对法治，而是试图以道德良知给民主与法治建设提供一种人性的基础，以使其能更好地体现人性关怀。所以他又说：“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而后继之以政刑。”（同上）这说明，在熊十力看来，法治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要保证，而且也确实为现代社会所急需，但其民主与法治思想的特殊性又主要是建立在仁道与德治基础上的，并且也必须通过传统的仁道与德治思想加以会通才能真正实现。至此，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终于初现端倪了！

    也许人们会说，熊十力所有这些探讨，不过是在重复儒家传统的仁政、民本与礼乐教化思想，事情确有如此一面，但重要的在于，通过熊十力这样一种现代诠释，毕竟明确地揭示了民主与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德治与人性基础。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基础，所谓法治才不会沦落为穿牛鼻、络马颈一样的外在强制，而是在尊重人性、理解人性基础上对社会秩序与文明的维护。所以，他进而借助《周易》的“群龙无首”与《春秋》的“太平世”提倡人人都有士君子之行，他说：“《春秋》太平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为众阳，是为群龙。无首者，至治之隆，无种界，无国界，人各自由，人皆平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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