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批带有强烈理想的文学青年一样，上世纪80年代末，热爱文学的周云蓬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当时，有按摩、音乐、中文三个专业供我选择，我突发过报考音乐专业的念头，转念又记起自己吉他弹得实在不登台面，最后还是去了中文系。”他加入了每个学校都有的文学社。他所在的学院还办有一份名叫《失眠者》的刊物，油印本，印了几十份，他也会在上面发些散文、随笔或诗歌，这为他后来创办民刊《彼岸》及出版《春天责备》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

印象最深的还是阅读。“那时我的看书方式是我教别人弹琴，教一小时琴，他帮我念两个小时书。每天下午教两个，看一百多页的书。因为这种读书是劳动换来的，所以选的书都是一些名著，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但世界名著的确容易让人犯困，可别人读得辛苦，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局外人》等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当年的周云蓬肯定没有想到，离开家乡沈阳到北京发展后，自己已无需再为阅读而苦恼，随身带的小型阅读器和电脑里装的网页阅读辅助软件，帮他解决了阅读和写邮件的难题。

大学毕业后，周云蓬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做工人，却无活可干，厂家招他是为了政策免税，他决定离开。一年后，他带了父母给的六百块钱来到北京，在圆明园画家村用八十元租一间屋子，开始以卖唱为生。此后不久，他开始了第一次长时间的流浪，北京是他每次游历的起点和终点。这次游历之后，他街头卖唱的谋生方式，升级为到酒吧唱歌。再后来，他陆续出了几张个人专辑，直到他的歌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引起越来越多的共鸣。

也许是因为有了安稳的感情，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后，周云蓬终于在江南小城绍兴安顿了下来。不再流浪的他，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写作的面貌？周云蓬似乎想得很明白：“一切都顺其自然，一个艺术家，并不是越穷、越落魄就能有灵感，而是要观察周边的生活。苦闷的人到处都有，痛苦其实无处不在，不是因为生活好一点了就没有痛苦了。但不要故意去追求这些，不要故意为了音乐、为了写作而让自己变得虚伪，改变自己的生活。首先是自然的生活，能够尽量幸福的生活，然后才去成熟地表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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