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对国学的认识与胡适不同。他在《泰和会语·引端》一文中指出：“欲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鱍鱍的，不可目为骨董；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四、此学不是凭藉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

    马一浮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六艺即六经，与人们的心性紧密相连，“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

    马一浮的观点未必全都正确，但起码有一条值得我们深思：国学不是静止的死物，而是活生生的东西，是体现于“百姓日用”之中的；研究“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发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为了丰富全人类的精神文化。

    胡适与马一浮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欧美汉学即“洋国学”和基于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即“土国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不同。“洋国学”提倡运用自然科学[注: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的方法，习惯于把“国学”当作古代的旧物来“整理”，认为“中国文明不过是另外一个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而已；“土国学”更注重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传统内部鲜活的、具有时代性的精神内容，强调“日用”和发扬。“洋”、“土”之辩，也体现了研究整理国学之前的态度或观念的不同。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忘记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忽视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就会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伤害。因此，从学术指导思想上对近代以来“国学”研究的种种传统加以认真清理总结，使“国学”研究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要求的正确道路健康发展，已成为文化领域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刘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