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既要训诂考释，探讨经文之本义，又要发明义理，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发挥。以朱熹[注: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是婺源县城人，字元晦，又字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父朱松，宋政和八年进士，外任福建政和县尉。]为代表的“理学”知识论传统与以陆九渊[注: 陆九渊（1139年～1192年），号象山先生，字子静。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江西抚州金溪青田人。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为代表的“心学”实践论传统是其两个基本路向。前者明确心与物、心与理二分，坚持“格物致知”，向外以求，以义理为标准来诠释儒家经典。后者重“发明本心”的内求路径，主张在以己意说经，走体证式的道路，从中窥见圣贤之心，得其精神旨趣。二者虽路向不同，但其解释文本的宗旨却有着趋同性。朱熹贴近文本，将客观理性赋予经典解释之中，其最终的目的是道德的践行；陆九渊强调向内反省式的心道合一，在“心”之大前提下，仍不乏对经典的“理”之说明。
“诠释”范式的出现，使得经学、理学、哲学三者贯通，造就了经典解释的人文精神，使得文本的解释更具思想性、逻辑性与体系性。
明代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提出后，“诠释”范式的发展达极至。然而，解释者的主观性得到充分彰显的同时，经典自身的被尊崇性却受抑制。空谈“心性”、阐明“义理”，让文本自身越来越不为重视，经典解释活动面临着事实上的消亡。以戴震[注: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屯溪人。他既是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又是在儒学内部最早批判“以理杀人”的思想家。]为首的清代[注: 清朝-清朝（公元1636年～1912年，一说1616年建立，1644年起为全国性政权），又称大清，简称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朴学”家对“诠释”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立说须有证据，观点要从史料中归纳出来，文字的训诂不能随意杜撰。
“朴学”家重构了“考据”的研究范式，以“返归本经”替代了阐发“道德性理”、“学者须疑”的文本解读方式。它遵循“求是”的实证学风和治学精神，与重抽象思辨、创新发挥的“诠释”有着明显不同。“考据”紧扣文本，或以今词释古词，或以本名释异名。在它的影响下，经典解释不再纠缠于形上、形下之争，转而尝试将发掘经学的思想性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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