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制度、行为文化相结合,尤其是触发了中国早期的语言哲学,使经典的语言解释自然拥有了追求形上“道”的意蕴。
从“述而不作”到朴学“考据”,儒家经学完成了近代之前的研究范式转换。儒家典籍体例中出现了经、传、记、注疏(含笺注、义疏)、考据、集注、校注、评注等不断创新的形式。而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来建构哲学体系,并由新的哲学体系重新解释经典,亦成为儒家经学最大的学术特色。与同期的西方《圣经》解释等古典诠释学研究范式相比,儒家经学以汉字字形作为中心考究,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有机结合;将文本解释与理解意义人格化的作者相联。新的研究范式使儒家经学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经典解释学学说之林,让儒家经学乃至儒学在二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不乏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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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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