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傅玄所说的“虚无放诞之论”就是指正始以来以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贤[注: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为代表的名士清谈活动，在他看来，这些清谈活动，使得崇尚“风节”的汉代清议精神不再，朝廷无“清远有礼之臣”，而这是一种亡国之兆，即疏中所称的“亡秦之病”。这段文字屡被称引，通常被视为“清谈误国论”的滥觞。傅玄就其政治立场而言，属于“礼法之士”，这一群体多为魏晋禅代之际依附、投靠司马氏[注: 司马司马，读音作sīmǎ(ㄙㄇㄚˇ) ,百家姓之一，复姓。源于西周，以官职为姓。西周始置，司马与司徒、司空并称“三有司”。]政权的当权者，而就其学术思想而言则是两汉经学之余续，他们通常以儒学正统自居。傅玄对清谈的指责，是曹魏[注: 曹魏是三国时期的其中一方，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caowei]后期政治舞台上“清谈名士”与“礼法之士”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相互较量的延续，因此，他所谓的“亡秦之病”并不是一种历史真实，而是基于学术思想、政治立场差异的一方攻讦之辞。
不幸的是，傅玄的“亡秦之病”一语成谶，西晋的灭亡似乎验证了他“清谈误国”的论断。加之，当时号称清谈宗主的王衍在被石勒“排墙填杀”时称言：“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王衍的反思又进一步坐实了“清谈误国论”。
历史当事者的追悔无疑是最重要和直接的历史佐证，西晋之后，王衍也就逐渐被当成“清谈误国”的罪魁祸首。王衍本人来自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他所生活的西晋时期正是士族社会崛起形成之际，作为名门子弟的他，历官[注: 历官 拼音： 解释： 1.先后连任官职。-liguan]清显，史称其“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被誉为“一世龙门”。西晋咸宁、太康之际，高平[注: 位于山西东南部，泽州盆地北端，太行山西南边缘。-gaoping]陵政变后冷寂了近20年的思想界再度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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