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清谈误国论”的历史构建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清谈误国论”最早是“礼法之士”的攻讦之辞。在西晋政权鼎移之时，作为历史当事者的王衍，又对自己作了不正确的“解读”，为“清谈误国论”提供了思想和史实资源，就此而言，王衍虽非“清谈误国”者，但却是“清谈误国论”的罪魁祸首。东晋之初，儒学再次出现了复兴契机，出于卫道目的，他们将清谈视为异端，对清谈攻讦不遗余力。“清谈误国”也就逐渐被构建为一种历史“真实”，作为一种正统观念而为人们所接受，这种观念反过来又强化了“清谈误国”的“真实性”，成为唐修《晋书》的指导思想之一。

对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潮或思想，高估或低估都非平实之论。清谈是否误国，就魏晋时期而言，显然并非历史真实。正如东晋谢安所言，“秦任商鞅，二世[注: 今世和来世。-ershi]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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