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以虚构想象取胜，史家凭客观事实说话。假若是文学者，以自身经历“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本无可厚非。然而，“这场短暂而又撼人心魄的‘对话’”偏又涉及“一段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史实”，关乎两个对社会历史进程和民族精神[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指向举[注: 蜀议郎。建安二十二年，魏篡汉。举、刘豹等上言：“建安二十二年，数有气，必有天子出其方。]足轻重的伟大人[注: 大人是旧时称地位高的官长。-daren]物，因而，即便是“亲历”或“亲聆”都应该以史家实录精神“析理居正[注: 居正（1876-1951.11.23），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湖北省广济（今武穴）县人。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有文采，为时人称颂。]”，“文疑则阙”。因为有时即便是亲历者回忆亲历事也总免不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注: 影响（之一）yǐngxiǎng【work in concert with;support by coordinated action】∶呼应;策应内外影响,同恶相成。]而有意或无意地“虚其美，隐其恶”。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罗尔纲在《关于胡适[注: 胡适 （1891－1962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的点滴》一文中，记述了1930年11月28日与胡适一起自上海迁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火车站时的场景。根据他的回忆，“广交游”的胡适在离别上海时孤寂凄凉，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来送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罗尔纲纳闷不已:“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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