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在学习了西学之后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这正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章炳麟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予以比较的秘密所在。如此一来，关于怎么向西方学习的具体方式，或者说怎么办的问题是建立在对“我是谁”或“我是什么”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之下的。与此相联系，近代国学家都是“西学家”，除了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之外，梁启超较早就介绍了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为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霍布斯、边沁、卢梭、孟德斯鸠[注: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年1月18日—1755年2月10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费希特和达尔文等众多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所作的评传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章炳麟在大力宣讲国学的同时，翻译了有关西方社会学的著作。即使是被称为不通西文、不读西书的康有为也从日本翻译了大量西方思想。
回顾中国近代的国学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近代思想家的国学概念就是为了彰显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自主性和民族性，鼓励国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的贫困衰微特别是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屈辱境地使近代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矛盾心理，交织着自尊与自卑的挣扎与决择。
不可否认的是，在弘扬国学以及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的过程中，近代思想家着意突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通、相合之处，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和地域性，对中国文化的个性认识不足。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西方文化相比的需要。近代国学从根本上说是面对“他者”以弘扬我者，中学在近代最大的“他者”是西学。为了与西学分庭抗礼，必须论证、比较中学与西学的优劣文野；要比较就要有可比性，尽管相同性和差异性一样都是中学与西学比较的前提，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却使近代思想家始终着眼于二者之间的相同性。之所以如此选择，原因在于：依据进化论的原则，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西方文化属于资产阶级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封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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