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沿着这个思路，近代思想家的中西哲学、文化比较当务之急是寻找二者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而不是分辨其间的差异性，更遑论彰显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特殊性了。第二，鸦片战争[注: 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和甲午战争都以中国战败而告终，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羡慕不已，这是近代思想家呼吁学习西方文化的动机。在这个背景下，肯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通、相合有助于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以西学实现中国的强国富民之梦体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和振兴中华的愿望，也在某种程度上诱发出中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到了近代，确实存在一些不和时宜的观念。借助与西方文化的相合，近代思想家为中国本土文化注入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价值理念，推动传统文化的内容转换。出于以上原因和心理，近代思想家讲国学一面侧重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内部开发，一面采他山之石，与西方文化、佛教文化的互释成为主要的方法和途径。这样做的目的是证明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代表的世界文化相合、相通，其后果则是在与西方文化的相似、相通中夸大中国本土文化的普遍性和共性，而有意无意地遮蔽其民族性和个性。由此，便出现了中国近代国学的悖论：国学的初衷是为了彰显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近代思想家采取了比附西方文化的做法，在张扬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性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乃至遮蔽了其民族性和特殊性。
近代思想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纠结着自尊与自卑的矛盾纠葛，这一矛盾心理表现在行动上便是：一方面，将中国的贫困衰微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断言中国战败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不如西方，这使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即个性成为中国文化的阿基里斯之踵。另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体办法只能是攀援、比附西方文化，以此掩盖中国文化的个性，证明中国文化并不落后或过时。矛盾纠结的结果是以共性遮蔽个性，在与西方文化的相合、相通中掩盖、忽视中国文化的个性。
综上所述，近代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定位以及文化重建始终交织着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这使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哲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中学为主与西学为主的交替：康有为、谭嗣同[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其代表作《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以中学为主，严复以西学为主，梁启超博采中西，旅欧后复归东方文化，章炳麟以中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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