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先生书中的《伦理学纲要》主要是讨论了“内在自然人化说”、“两种道德论”、“情本体”等命题，在道德和伦理的内外二分中，李泽厚找到了此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相对的伦理，历史地积淀出了某种共同性原则，特别是积淀出人类这一文化心理的结构形式，即‘自由意志’，它是‘内在自然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中的《认识论纲要》，将“度”提升为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并把它视为是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是人与自然的中介。这或许是对西方现代哲学新趋向的一种回应，西方20世纪在哲学领域，被认为是语言学、符号学的世纪，语言、符号被认为是构成了人与世界最基本的联系方式，符号成了文化的典型形式，成了规定人的本质要素（例如在卡西尔那里），符号甚至被认为是人的主体的规定性（例如在拉康那里），李泽厚论述了“度”本体的意旨，不难看出，是他的“积淀说”的延续或升华，他说：“无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我都希望从语言中走出来，回到历史积淀的人的心理”。李泽厚也在让哲学走向语言，回应着哲学在新世纪的主题。

书中的《存在论纲要》，讨论了“人活着”这一最直接的生存问题，并探讨人如何通过宗教与美学而“存活”，他的目的是，为“为本无形而上学存在论传统的中国‘哲学’顺理成章地开出一条普世性的后哲学之路”。人活着，人的存在，是个起点，他力图通过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的双重本体，去解释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以实践论建构起新的本体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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